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小组讨论记录（3）
11月1日上午，“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在湘潭大学逸夫教学楼一报告厅举行开幕式。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主持会议，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及商学院院长楚尔鸣发言，热忱欢迎与会代表，并简单介绍湘潭大学及商学院情况。吴易风会长致开幕词，简介学会历史，以“借鉴西学，体察国情”的宗旨做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和200余名湘潭大学师生参加了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
11月1日下午，来自各个高校的十几位经济学理论和教学工作者齐聚盘龙山庄丹桂厅，分组讨论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一些最新的观点。这次讨论会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西方经济学提纲的讨论；第二部分，关于消费经济学的讨论。
第一部分，关于西方经济学提纲的讨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于此同时，西方的经济理论也逐渐的引入到中国。目前，中国的高校几乎都在开设西方经济学，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这门课。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经济学在很多高校在课时设置上呈下降趋势，有的学校干脆取消了这门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的学习西方经济学，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问题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各位老师围绕西方经济学的提纲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具有导向性，针对性，专业性。著名的经济学老教授丁冰，提出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导向性，注重理论建设。海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武认为，西方经济学在高校一定要开，但要摆好他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应该先开政治经济学，后开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要中国化，可以借鉴和应用，但不应作为理论基础。
二，）教材定位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老师认为，教材应该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大纲，而不应该成为统编教材，要注意普及性和专业性，要区分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海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武不同意统编教材，认为这是搞垄断，但从中国实际考虑，没有统一的教材也不行，他进一步说，这个教材只能是一本指导性的教科书，主要是建立课程框架，基本态度要清楚，表现为粗线条，大弹性。
三，）教材的内容设置。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卜海认为，在导论这一章，要讲清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意义；开放的宏观经济学没可以不要，这和国际经济学有重合；同时应该加强政策方面的分析，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海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武认为评论部分要反映基本态度，而且不宜过长。中南财经政法的教授罗亮文认为，导论部分可以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来讲，博弈论部分可以用一章的篇幅来讲。湘潭大学的教授龚志民认为，一本教材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让学生来判断，要注意方法的创新。
第二部分，关于消费经济学的讨论。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明确提出要由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且人民币连续几年的不断升值，给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就成为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对消费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农民的消费一直是受压抑的。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在改革开放前处于短缺经济阶段，由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农民是被迫储蓄的，此时消费是受到压抑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资金不足，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消费；同时转型时期的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他们收入不高，而且还要用于孩子的教育以及养老，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因而消费仍然受到压抑。
二，）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湘潭大学的郑必清老教授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储蓄，而是收入，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是缓慢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逐年下降，劳动收入在行业之间差别很大，中低层收入增长缓慢，因而要启动消费，就要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收入报酬标准，建立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机制。海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武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土地可以流转给农民提供了第一桶金，这使得农民可以将土地通过抵押或其他方式转化成货币，提供了可以获利的资金，有利于搞活经济，同时他还提出宅基地也应该流转，因为农民都已经进城了，有的可能甚至定居在城市，还要原来的宅基地干嘛。
三，）厦门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中国的增长动力之一是出口，而出口拉动经济是靠低成本竞争的，这会形成恶性循环，因为低成本意味着较低的劳动成本，这样工人的收入就很低，这进而又造成较低的购买力，即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内需的不足。他提出要由投资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通过研究，在发达国家，一般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时，就开始转向消费主导型，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个阶段的经验，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可以逐步转入消费主导型。
四）资产价格和消费波动。长沙理工的一位教师从资产价格的变动来研究消费，认为资产价格对居民具有消费效应，以美国在90年代为例，当时美国的股票市场整整日上，美国人财富中的有价证券比例开始上升，股市的繁荣使得美国居民觉得有钱了，就会增加消费，刺激了经济；而当股市平平的时候，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美国居民又开始有钱了，又会增加消费，又刺激了经济，美国出现了新经济时代。
最后，山东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臧旭恒总结说，今天的小组讨论会开得很不错，给位老师都积极发言，提出了不少观点和看法，希望明天大家继续踊跃发言，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11月2日上午，讨论继续。
王毅武教授主持了当天的会议，引导与会专家集中讨论中国目前存在的实际消费问题。他指出：任何理论都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么是纯理论要么是空理论，不是经验主义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是想当然，离开中国的实际。经验主义就是生搬硬套，就是毛主席说的本本主义。十七大提出了消费的一个理想的状态，集中为“五个所”：“劳有所获，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但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都出了问题，或者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问题严重，民生的消费方面的严重问题也就是这五个问题，以劳有所获为例，不是劳有所获，而是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到了0.47，今年的民间数字是0.51。国际警戒线是0.4。这是消费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怎么样帮助政府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怎么样才做到“劳有所获，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以病有所医为例，政府已经承认，医疗卫生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我觉得两条可以证明：第一，药监局局长被枪毙，因为假药伪劣充斥整个药品市场。第二，法轮功的出现，主要原因是看病贵，看病难。我看消费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把国内市场启动起来，第一步是解决三农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把这个提出来了，我觉得消费经济学在中国归根结底就是要研究如何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蒋南平教授就消费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消费主体到底是什么？一般的倾向认为中高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体，这个到底对不对？因为有实证研究表明中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低收入群体大，根据中国的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很多人认为消费启动不了是因为收入差距问题，但消除贫富差距行不行？从理论上讲，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要引起两极分化。如果说贫富差距只是是部分人或者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的现象还好理解，但这是整体的全社会的现象，我们再来谈，消除两极分化行不行？是否与我们的市场经济矛盾？西方的贫富悬殊也是相当大的。房价高是一个问题，但住房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打压对不对？增加农民收入以拉大农村消费并没有错，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在中国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实效不大。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出来补贴农民公不公平？没有形成广大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能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增加收入的根本渠道是什么？
周英杰教授指出了我国统计中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国家的CPI中是没有包括住房价格波动的。居民购买住房到底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财政政策中视为消费品，统计局却将其归为投资品。1993年后，很多国家都改变了统计口径，将商品房视为消费品。现在坚持将商品房纳入资本品的有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一次购买的商品房算作资本品，使用时算作消费品，这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借鉴。他指出，如果将新商品房作为消费品进入CPI，货币政策就值得反思。
刘建江教授指出，房地产市场上有普通的住房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三种需求。因此房价波动的影响分为三块：自住户，无房户和租房户。房价波动对无房户和租房户产生了巨大的挤占效应。
最后发言的专家则清晰地提出了生命成本收入假说。他认为，已有的消费理论都建立在同质收入假设上。尽管这个假说一直处于不断的修正中，但仍然无法解释人的一些消费行为。我们发现，消费函数中一个关键的事实是，每个消费者为获得同等说如的生命成本不同。人们在支出时，理性的程度不取决于收入的多少，而在于获得这些收入的生命成本高低。中国与美国储蓄率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中国人获得一块钱的生命成本与美国人获得一块钱的生命成本有很大的差别。农民挣两千块与工人挣两千块的难易程度也大有不同。我们认为，收入获得的艰难是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因此必须提高普通劳工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