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小组讨论记录（2）
11月1日上午，“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在湘潭大学逸夫教学楼一报告厅举行开幕式。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主持会议，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及商学院院长楚尔鸣发言，热忱欢迎与会代表，并简单介绍湘潭大学及商学院情况。吴易风会长致开幕词，简介学会历史，以“借鉴西学，体察国情”的宗旨做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和200余名湘潭大学师生参加了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
上午的开幕式结束之后，本次年会进行到分小组讨论阶段。下午2点半，“产权理论研究”小组的专家学者们在盘龙山庄会议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的主持下，小组先就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章节的安排，在场的多位学者就自己教学的亲身体验提出，一定要使章节的顺序更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更为通畅的理解。关于教材中对西方经济学的评析，如何使其更符合党中央对教材的要求，各位代表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小组就产权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中科院研究员胡首先发言，他提出，产权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中其解释是不同的，我国的经济学家一提到产权往往牵涉到所有制问题，而西方产权代表科斯则是在私有产权的假定下对产权进行讨论，不涉及所有权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必须建立在对产权的共同理解上。余文烈教授在此基础上也提出，在中国，所有权和产权到底如何区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中央党校的
福建师大的何宇认为，产权不仅仅是财产权。他从消费者和厂商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产权是个人通过劳动、购买力及厂商通过采购来实现自己利益的一组行为权。根据自己的研究,他分析了企业品牌资产交易费用的本质，指出，品牌资产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消费者专用资产与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相交时，品牌投资有均衡解。从微观意义看，品牌资产由消费者专用资产构成，企业品牌投资不仅仅是增加产品销售量，更重要的是增加消费者的专用资产。从社会角度看，品牌资产构建了一个不是由企业主而是由消费者分散决策的效率机制，保护这一效率机制的有效运行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江西财经大学廖黎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指出我国的许多学者可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来理解产权的定义，从而使得在中国，产权的定义并不明确。
第二天，讨论继续。下面是第二天讨论的记录：
今天小组继续关于产权问题进行讨论，讨论记录如下：
杨玉生：继续讨论产权问题，讨论只有一个小时。
余文烈：刘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课题。
刘长庚：我们在96年承担过国家基金项目，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想论证公有制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国94年以后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有效结合是没有问题的，结合得很好。公有制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得很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个人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好，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只能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一发展，经济就发展，那么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还是可以结合，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中国改革三十年关于公有制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总结。我们在论证的时候，是这样的思路发展，大概是提了三个联合，要素联合体的联合，劳动力联合体的联合，两个东西联合起来的联合。要素联合体的联合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素产权有资本产权，劳动力产权，技术产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要素产权中主要是资本产权，资本产权中最主要的是私有资本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也是资本产权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前，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没有变，还是和西方国家一样是资本产权的形式，现在，私有资本在发展，但还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要素联合体中还是资本产权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在要素产权中我们过于强调资本产权，包括国有资本产权。在劳动力产权这一块，我们把劳动力产权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企业家，二是经营管理者，三是专业技术人员，四是一般的劳动者。企业家状况的批判比较少，没什么问题，他们的收益已经很高。
提问者：劳动力产权中，在这个企业家里面，权利要对称。
余文烈：哪里都不对称的，华尔街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不对称，风险投资赚了钱就就拿了，现在倒闭了，就拿不到钱，如果美国国务院购买这个股权的话，那这400个亿还在，这就是不对称。
刘长庚：刚才我们说的劳动力产权分四个层次，企业家这个层次包括国有企业的老总收益已经很高。另外一块就是经营管理者的产权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产权也比较好，但是有区别，在企业里面，经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比专业技术人员的要强，到一般企业去搞调研的话，非常高级的技术人员的收入都比那些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低一些，因为工资是由经营管理者来定的，这涉及到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在劳动力产权这一块，主要受损的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我研究企业问题，强调的还是企业的能力，主要的还是技术人员，也就说企业家才能和专业人员是很重要的。一般劳动者这一块，讨论他们有没有专业性。这个还是有的，一个人在企业工作那么久，有很多人力资本投入，要是换了个企业，就没有了。一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要是企业倒闭了，企业也跟着受损失。所以一般劳动者还是有一定的产权。在要素产权这一块，我们强调的是劳动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强调劳动联合体的集体产权。企业引进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会向公有的或者集体的联合产权引进，我们的理解大多是劳动的理解，原来的劳动靠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现在的劳动是集体劳动，这种劳动的性质引进经济学中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这种劳动的引入我们强调的是组织的能力和资源，这样就有一个劳动联合体在那里，那么剩余有一部分是集体劳动创造的，这部分分配的体制可能不一样。我们把这部分产权叫劳动联合体集体产权，是带有公有性质的劳动力产权。我们在研究企业产权的时候最终还是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果搞这个产权，企业倒闭了，是没必要的。因为如果企业的竞争力强的话，企业集体劳动特别强，最主要的是竞争力强，这部分产权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很大，我们把这种产权叫劳力联合体集体产权。把要素联合体的产权和劳动力联合体的集体产权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企业理论里面研究企业联合产权的另外一个方法。我们这个理论能成立的话，就可以解释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公有制与市场主义的有机结合。在这套理论中，我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产权，要素里也是资本产权，要素里的资本产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资本主义以私有资本产权为主，我们是以公有制资本产权为主。公有制包括国有的也包括非国有当中的集体的。这些就是我们对产权的理解。与这个联系，我们就要分析企业的收益分配。企业的分配主要是劳动报酬，我们的国民收入中，直到去年，工资收入占GDP是11％，估算劳动收入占GDP的30％左右，居民收入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收入，现在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45％。关键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了，发达国家一般是占70％左右。如果30％这个数字估算准确的话，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收入比较低就会影响居民收入，居民收入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居民的消费率比较低，在我们国家07年居民消费率是36.3％，这个数字很小，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稳定在70％左右。我们反复强调在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内需的作用来抵消出口减少的作用，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提高消费率，像劳动收入这么低的话，如何提高消费率呢？劳动收入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消费率很低，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根据我们这一套理论，提出的建议是不应该取消公益基金，我们国家的利润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属于资本所得，不应该这么大，先前提到这个劳动收入比重太低。如果我们的理论成立的话，企业的分配可能公平一点，效率可能不会降低。企业的收益分配主要是要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果搞这套理论把企业搞倒闭的话，这套理论就不能成立了。要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讨论企业内部的收益分配和产权配置。
余文烈：这里就涉及到我们昨天讨论很激烈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产权，所有权，所有制？大家具体阐述产权的话要根据具体的理解，要不然抽象解读的话很难界定。
刘长庚：这里说的产权主要是剩余所有权与控制权，所有制关系是法制上的财产所有权。
廖黎东：我自己也研究产权，我研究产权感觉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能把这个东西多切几刀把他切开来，比如说分类这一块很重要。我自己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生态产品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个生态产品是个特殊产品，后来我就切了几刀，一共把它切分成生态外部性产品，生态纯公共产品，生态准公共产品，然后根据不同的生态产品的类别，进行不同的类别进行研究。后来我意识到我国的食品服务安全问题。，我意识到食品是一个很特殊的产品，可能需要政府的介入，生态产品无一例外都有很强的外部性，食品也是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东西，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我一回国就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做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与食品贸易，制度与政治问题，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后来研究食品这一块，觉得这是事关规制这一块。这个研究跟我先前的研究是完全一致的论证思路，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研究食品的问题，主要的一个是国内外食品规制的比较，专门有一个分课题在研究，另外一个是牵涉到利益集团，食品规制是一个多头规制，咱们国家是分段规制，规制的主体结构有点特殊，这里有个规制协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规制体系有三大块，最强的就是法律规制，最弱的规制的话是人的内心。我认为信息问题在这里面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规制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大概就是这么几块，这么个思路，可能不太完整。
郭其友：长话短说，讲讲我的想法，十几年前我也研究过产权问题，现在搞的是开放宏观经济学。刚才讲的问题，像管制问题等等，跟政府目标的体现有关系，这样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冲突，比如房价的问题。房价涨的时候就压，跌的时候就提，叫拖市。另一方面，为了扩大经济增长，显然要选择一种政府导向的战略。
余文烈：我们要抓紧时间到会议中心去了，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