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在湘潭大学逸夫教学楼一报告厅举行开幕式。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主持会议，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及商学院院长楚尔鸣发言，热忱欢迎与会代表，并简单介绍湘潭大学及商学院情况。吴易风会长致开幕词，简介学会历史，以“借鉴西学，体察国情”的宗旨做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和200余名湘潭大学师生参加了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会。

主题发言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李翀教授主持。

下面是北京大学王志伟教授主题发言的主要内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王志伟教授就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中出现的各派经济学家将微观问题的研究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和重点，甚至完全以微观分析方法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现象所引发了一些问题，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从对凯恩斯的批判——缺乏微观经济基础谈起，认为宏观经济学一定要有微观基础。

综述当前对此问题的三种观点：1将个体经济行为、群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行为和结果看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并非完全不同，也并非完全一致，个体在不同总体中的行为也可能有一致性，总体和个体的性质有一致性，群体和个体利益的分配问题，与马克思与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接近；2直接将个体经济行为代表或等同于总体经济行为。该观点可称为“个体经济行为—总体经济行为或结果”的模式。这是典型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认为要先研究微观行为才对宏观进行分析。对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分析，就代替了对宏观总体经济的分析；3直接的“总体（总量）分析”。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之一。侧重宏观总量，但并不是完全脱离微观，从平均化和代表性角度进行分析，微观分析痕迹不明显。凯恩斯主义不能彻底解决微观问题。总体（总量）经济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它直接联系宏观经济状态，反映宏观经济问题的趋势和性质。引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认为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至少要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情况要有基本的一致性；第二，微观经济行为要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第三，宏观经济总量要和微观经济变量具有某种合乎逻辑的数量联系。

但现有国外教科书中存在价值论的矛盾与倒退，质疑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合理性，效用不可度量。现有文献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阐述如何与宏观经济问题相一致，应该怎样认识“经济人理性”和“理性预期”这类问题，认为理性人假设是重要的，需要关注理性程度问题，理性和知识，市场机制的关系，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及社会理性的关系。认为完全理性的假定并不符合实际，也不能由此证明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性行为会自然导致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好例证。对“理性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理解。如何将微观个量转换为宏观总量面临的问题：个量如何加总为总量，价格和经济结构在宏观分析中的重要性，微观与宏观的不一致如“储蓄的悖论” “减员增效的宏观悖论”等等。完全竞争的市场分析不可靠，建模和数量分析问题。引用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学习经济学的人提出过非常精到的建议：要想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必须要掌握理论、历史和统计这三样工具。如果将最后一项扩展为数学，也还有理论和历史是必须掌握的。只侧重数学显然是不够的。总之，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所给出的微观基础，充其量只对说明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具有有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