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话题就不得不说。“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引起广泛关注。但总体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仍不高，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全国政协委员、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么，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的“堵点”到底在哪里？刘长庚认为，研发投入规模不大、支出结构不优，创新激励不强，成果信息不对称，是不容忽视的几个方面。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要实现投入合理、激励充分、信息对称、机制顺畅，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无缝对接，形成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的创新格局。”刘长庚强调。但这种创新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方方面面的综合完善。如在科技投入上，不仅存在形式单一的问题，也存在科技投入占比不足的情况。

针对此问题，刘长庚认为，政府资金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应由2015年的21.26%加快提高到30%左右，地方政府资金占全部政府研发资金的比重至少在30%左右，同时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由1.5倍提高到2倍，并适当扩大加计扣除费用范围。“我们还应发挥各类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功能，发掘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潜力，拓宽成果转化资金的市场化渠道。”

除了资金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部分原因还在于技术转移体系还不健全。对此，刘长庚从研发支出结构、创新激励政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刘长庚建议，在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方面，高校研发经费执行占比应提高到15%—20%，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占比需分别提高到15%、20%左右，科研、中试熟化、批量生产各环节投入应加快优化为1∶5∶100左右。

而在创新激励政策方面，刘长庚希望能够加快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奖励等方式激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完善企业人力资本产权设计。

除了为科技人员提供一定的激励政策外，刘长庚也提出在体制机制建设上的建议：应督促各地制定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完善高精尖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推动科技人员管理的“去行政化”；同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评，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并不断完善科技市场服务体系和众创空间服务，落实与创新、转化相关的税收、创业和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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