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坛——中国人口与发展转变于2013年12月23日~24日在我院举行，本次论坛由湘潭大学消费研究院和湘潭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本着为从事人口与发展经济学的同行搭建一个开放的互动和交流平台，共收到投稿论文49篇，作者所在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部、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和机构。与会专家与学者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万广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阳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施祖会研究员，以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南省科技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截至2013年，中国已经实施严格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政策30余年，超高经济增速也持续了30多年。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在发生着剧变，人口转变及人的行为方式如何影响发展却是中国直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在工业化、城市化大背景下，如何统筹解决人口均衡发展，协调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难题日渐严峻。2012年，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达到“峰值”。理论上讲，人口构成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回答为谁发展又必定会触及到与人口相关的种种问题。人口转变为增长模式转换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源泉动力，人口规模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路径的重要决定变量，城市是产业、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平台。大转变时代，谋求人口与发展联动不仅是新经济增长动力源，又是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解答的终极命题。人口是发展问题研究的客体，关注人口转变是解决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矛盾的重要内容，城市化避开不了人口与发展的耦合性深究。本次论坛就人口转变、城市化、收入分配、改革与发展、区域增长、移民和市民化、人口流动、消费模式和老龄化等问题展开大讨论。
万广华讲述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六大误区“，也即过去20多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太快、简单复制和借鉴东亚经验、城镇化运动会占用大量耕地、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市民化应当采取双轨制、城市化进程缺乏动力。从全球城市化历程和国际经验来看，快速城市化中国所处时代的优势有移居成本下降、经济全球化、跨区域贸易变得容易，与他国同，中国的特殊性表现为：人多地少，对外高度开放，教育程度交高，偏爱群体聚集（文化层面） 。一旦能够通过发展盘活移民存量，中国城镇化率至少要提高10%。
都阳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用“数据说话“，讲述中国增长频道转换、人口转变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跨越。他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的具有”特殊性“，跨时短暂，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初期尽快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另外一方面人口红利期也因此变得更短。源于中国的特殊性，受未富先老现实难题困扰，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增长放缓与结构转变挑战，中国不得不对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模式作新的探讨。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深远，表征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转换；与此相对应，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式正在向新古典时代转变。随着人口转变的提速，由于传统增长源泉面临枯竭，如何寻找新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考量政府智慧。
施祖辉（教授）就“五后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展开专题报告，具体而言“五后时代”是指“后改革开放时代“、”后全球化时代“、”后科技革命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和”后数据化时代“。他认为中国正处发展大转变时代，从历史、科学、文化、政治、哲学等角度解析中国发展挑战，同时也认为信息化、数据化时代的发展机遇无处不在。大数据时代，人的行为选择颠覆传统的因果律，商业发展和消费行为模式都将发生颠覆性转变。
刘长庚（副校长）提出以“公正分配”实现收入倍增目标，需要重新发掘罗尔斯的“公正”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财富。他认为影响收入倍增实现的三大突出难题有三：其一，劳动者的权力受到了高度损害；其二，存在再分配逆调节效应；其三，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调节困难重重。他指出“三权”（平等的参与权、共享的收入权、充分的保障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在公正分配的实现途径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平等的参与权实现充分竞争，通过改革与发展谋划“三权合一”；第二，以共享的收入权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以充分的保障权缩小收入差距。
杨汝岱副教授的演讲主题为“以开放促改革”，认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景堪忧，现有发展模型不可持续，需要深化改革以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继而提出，要以开放促进改革，引进外部力量以明确政府和市场关系。在过去，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世界一个承诺：中国会按规则办事；在未来，这种开放不仅需要体现在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也要体现在国内市场的开放。
与会人员在应对中国人口转变、发展与改革联动、增长方式转换等问题上打成共识，但解读中国发展与转变的困境和道路选择却存有分歧。应对中国人口与发展转变的真正难题在于：认识上存有偏差、误区，理论上准备不足，转变到来之前的应对工作准备迟缓。因此，为谋求可持续发展，应对转变做好工作准备，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和改革计划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社会科学研究理应为此做出重大贡献。